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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掌川泽之名，辨其物与其利害。

由此，平庸总是把我们的社会置于无所不在的危险之中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现代性的危机。48程颢、程颐:《二程集》,王孝鱼点校,中华书局,2004年,第1260页。

这种量的个人主义在精神上依靠消费获得娱乐与安顿，在思想上表现为识见平庸而失去道德判断力。科学上就是物理学、数学、化学之发展所导致的工业革命，而工业革命又直接导致了现代化，这种现代化的便捷、高速与效益，给人思想上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压迫。23 约瑟夫·熊彼特:《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与民主》,吴良健译,商务印书馆,1999年,第412页,第385页。这种现代化之新图景、文明之新形态，一定不是物质文明偏至发展的现代化，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，不然就不能具有普遍性【3】。41杜任之:《民族社会问题新辞典》,觉民书报社,1936年,第109页。

理性宗教则不同，它是基于人之心所同然之法则性，故没有教义的不同，只能设想一种宗教，这种宗教就是纯粹道德的【49】。因此，一个道德世界的理念具有客观的实在性，不是好像它指向一种理知直观的对象（诸如此类的对象我们根本不能思维），而是指向感官世界，但这个感官世界是作为纯粹理性在其实践应用中的一个对象，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在感官世界中的一个corpus mysticum（超越性的模本）。乌合之俗世最显著的特征是量的个人主义20之形成。

一旦有外在于本心之法则性的天，即把天给物化了，且与人的道德无关，仅仅成了人膜拜乃至贿赂的对象（康德称之为狂热的宗教），对这种对象进行宗教规章性的侍奉，将使趋向于真宗教的一切修行化为乌有【49】。24任剑涛:《从现代化的规范含义理解中国式现代化》,《江汉论坛》2023年第1期。一般人基于思辨理性的片段成就而往往对之轻忽，但君子必慎其独也（《大学》），而君子之所以戒慎恐惧，乃因为君子以敬畏之心洞见了实践理性之原则及其建构的世界。经验世界的活动没有赶上实践理性的理想，使得经济活动、科技发展这些行为好像是独立的，以至人们误以为经济水平决定人的道德水准。

消费作为现代社会的现象已不再是传统社会的含义。珍惜有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之意，这正是神圣者照临之下对道德法则性的戒慎之心态。

第三层级，道德目的论下的天下主义。19 古斯塔夫·勒庞:《乌合之众——大众心理研究》,冯克利译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7年,第49页,第51页,第 50页。唯有在此正义之下，现代化之社会才能走得安稳，最后构建与儒家大同理想相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。18 让·鲍德里亚:《消费社会》,刘成富、全志钢译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8年,第1页,第200页,第173页。

阿伦特认为，现代人的这种平庸就是一种恶。这种俗人因为消解了敬畏，可以逍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，表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特征，但其思考能力与良知裁决的丧失又使他们极度地依赖群体，这就是上文所说的量的个人主义，这种量的个人主义必然使整个现代社会充斥平庸的恶。基于此，本文就以下三个论题渐次展开论述：一、思辨理性与物质文明及现代性的危机。被丰盛和安全掩盖起来的、真实的、无法控制的暴力问题，它曾一度达到一定的极限。

47 康德:《纯然理性范围内的宗教》,李秋零主编:《康德著作全集》第6卷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3年,第171页,第183页,第104页,第98页。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

仁者之爱人爱物,乃至浑然与物同体,就是把形式法则贯穿于人与物中,而不是一般情感性的爱。一句话，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。

有学者指出，要克服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，必须知晓现代化的普遍性的规范含义，这些规范性大约包括政治上的限权，经济上的市场化，社会生活上的公私分流【25】。它暗示了一种评价范畴的最初运用，这种范畴在日常经验的自然世界中是没有位置的，而只有对这样的人才可能：在他的心中，一种独特的，不同于任何自然的能力的精神倾向被唤醒。上述两个命题之正反命题俱成立，只能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自身并不能决定道德，或者说，由经济所直接决定的道德并非真正的道德。质言之，儒家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理性精神文明体系，这个体系贯通了天地人三才，形成了如下三个价值层级：第一层级，实践理性下的质的个人主义。前文说过，中国古典里并没有现代化一词，其实，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里也没有现代化一词，这说明现代化这样的观念或理想并没有进入古人的意识，无论东西方都是如此。惟是近百年来，科学勃兴，交通之便利远过曩日，欧美各国均藉近世文明之利器以侵略我国，日本随之，变本加厉。

之所以有这种区别，乃因为质的个人把实践理性的法则作为了神（天）的诫命，惟一真正的宗教所包含的无非是法则，即这样一些实践的原则，我们能够意识到它们的无条件的必然性，我们因此而承认它们是由纯粹的理性启示的（不是经验性的）【49】。明乎此三者，则儒家与现代化的正向关联当能予以提炼与充实。

【57】若能达成此愿景，就是返本开新，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。何也？因为现代化中普遍性的规范依然是依靠思辨理性建构起来的，而思辨理性乃是关注经验世界的能力，遵守因果关系中的力学原则，它只能在经验世界的结构性中开出规范，而不能提供超越的价值。

儒家为精神文明提供的价值维度之一：实践理性下的质的个人主义。14鲁迅:《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（我所要说的几句话）》,王世家、止庵编:《鲁迅著译编年全集》（8）,人民出版社,2009年,第523页。

如果仁是具体的行为原则,那么,仁者,人也是说不通的,因为具体的行为原则不具普遍性,更不能成为人之定分。故《大学》又云：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现在要论儒家与现代化之间的正向关联，岂不是飞者入池、渊者上树之论乎？其实，这种看似拉郎配的关系，乃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现代化，一旦我们对现代化有周至恰切的理解，则儒家与现代化之间确有根本性的内在关联，甚至唯有儒家这样早熟的理性文明【5】才能提供现代化的精神文明维度，因为两者之间本具有先验的理性关联，而与经验无关。依康德的说法，现代化中的规范依然属于思辨理性之下技术性的实践范畴，因为它必须遵守自然因果律，像国家经济、交往艺术等都属于技术性的实践，因为它们全部仅仅包含技巧的规则，这些规则因而只是技术实践的，为的是产生一种按照原因和结果的自然概念而有可能的结果【29】。

9 转引自彼得·哈里森:《科学与世俗化》,张卜天译,《清华西方哲学研究》（2018年夏季卷）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8年,第192页,第194-195页,第182页,第197页。44卢雪崑:《牟宗三哲学——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》,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,2021年,第221页。

【17】可见，人们在欣赏现代化物质之声光时，其精神也被裹挟进背后的暴力之中而不自知。这是道德目的论下的天下主义的完美表达。

如实说来，真正精神文明的实现就依赖质的个人，人的现代化也依赖质的个人。此三者，正是儒家为精神文明所能提供的价值维度。

【13】因为思辨理性就是要进入对象，施以其分割宰制之能而获取片段性的成果，以此为主导的人文精神就具有强烈的放纵性、盲目性、暴力性与扫荡性。于是，面对科学及其成果——现代化时，人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信任、羡慕甚至是崇拜，凭借科学，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恐惧和不确定性会逐渐减少，这里的科学当然是指自然科学，其所产生的物质上的好处并不需要盲目遵从非科学的信念。【18】在中国，师夷长技以制夷 中体西用这些口号的提出，都是这种精神与心态的表现。我们每个人都在伤害别人与自己，贡献着恶的因子，却没有一个人被惩罚，且安然自得。

【51】天者，无外之名，盖心体也。仁就是一种道德的法则性【48】，此是儒家的拱心石。

33贺麟:《物质建设与思想道德现代化》,宋志明编:《儒家思想的新开展——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》,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1995年,第416页。《十日谈》这样的作品之出现就是艺术上放纵性的显著体现。

这和不能问一个圆应当有什么样的属性是一样的。23 约瑟夫·熊彼特:《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与民主》,吴良健译,商务印书馆,1999年,第412页,第385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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